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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2页）

现代文艺的理论也不大讲，重点讲的是它的目的或者使命，说白了，就是要革命。

胡老师不但在堂上讲，而且在课外还有行动。

他召集了几个学生，想组织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

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摆开桌子，铺上纸，接收会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聚观者数百人。

他还曾同上海某一个出版社联系，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宣传现代文艺。

我在组织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一个积极分子。

我参加了招收会员的工作，并为将要出版的刊物的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干脆就叫&ldo;现代文艺的使命&rdo;，内容已经记不清楚，大概不外是革命，革命，革命。

也许还有一点理论，也不过是从弗理契书中抄来的连自己都不甚了了的&ldo;理论&rdo;。

不幸（对我来说也许是幸）被国民党当局制止，胡老师逃往上海，群龙无首，烟消云散。

否则，倘若这个刊物真正出版成功，我的那一篇论文落到敌人手里，无疑是最好的罪证，我被列入黑名单也说不定。

我常自嘲这是一场类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剧。

在自己糊里糊涂中就成了&ldo;革命家&rdo;，遭到迫害。

同时，我对胡也频先生这样真正的革命家又从心眼里佩服。

他们视国民党若无物，这种革命的气概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从战术上来讲，难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也是难以避免的，我甚至想说这是必要的。

没有这种气概，强大的敌人是打不倒的。

回忆济南高中&iddot;上国文课

胡也频先生教的是国文;但是，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认真讲过国文。

胡去董来，教学风格大变。

董老师认认真真地讲解文艺理论，仔仔细细地修改学生的作文。

他为人本分，老实，忠厚，纯诚，不慕荣利，淡泊宁静，在课堂上不说一句闲话，从而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

至于我自己，从写文言文转到写白话文，按理说，这个转变过程应该带给我极大的困难。

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困难都没有。

原因并不复杂。

从我在一师附小读书起，&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汹涌澎湃，向全国蔓延。

&ldo;骆驼说话事件&rdo;发生以后，我对阅读&ldo;五四&rdo;初期文坛上各大家的文章，极感兴趣。

不能想象，我完全能看懂;但是，不管我手里拿的是笤帚或是扫帚，我总能看懂一些的。

再加上我在新育小学时看的那些&ldo;闲书&rdo;，《彭公案》、《济公传》之类，文体用的都是接近白话的。

所以由文言转向白话文，我不但一点勉强的意思都没有，而且还颇有一点水到渠成的感觉。

写到这里，我想写几句题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