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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第3页）

但是自从常熟农民陈寿六出现之后，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地“发动群众反贪”

，同时也明确限定了反贪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

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

主要针对的是胥吏，官员们并没有包括在内。

简而言之，发动群众“造反”

的范围，只限于“污吏”

；对于“贪官”

，群众则没有捉拿的权力。

只能“上访”

，然后由朱元璋来惩治他们。

大明如今的各个衙门内，都健全了“三班六房”

的建制。

所谓“三班”

，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

，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

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

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

可以“旁入公门”

，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

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

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

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

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

所以。

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

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

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对待贪官与污吏的这种态度分歧，其实正影射了朱元璋脑海里关于新王朝的设计蓝图。

他不止一次在诏书里反复强调，希望帝国能够恢复“三代古圣哲”

时候的气象，希望能够重兴孔孟之道。

蒙元时代的传统，一直都是重胥吏而轻官员，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看来，这恰恰正是对“三代之治”

的彻底背离。

儒家政治观主张以德治国，所以政务决策必须出自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之手，因为这些官员接受了许多年的儒家道德教育，只有他们才能完成“以德服人”

的重任。

故而，朱元璋极为赞同前代重官员而轻胥吏的传统。

他总结说：“自周代开始，历经汉、晋、唐、宋，历代做官的贤人君子，都秉承着孔孟的基本精神，亲自处理所有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