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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洪武十五年下（第4页）

这些传教士怀着对宗教的狂热，极快地熟悉了华夏这片土地，并适时地变通其传教原则，因而得以在华夏长期居住和传教。

传教士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能解释一些汉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轻而易举地震慑了华夏之人。

特别是关于欧洲和大明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对欧洲的恐惧。

使这个时期乃至大明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们是善良和有学问的人。

当时文人、学士纷纷信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传教士在向华夏传递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对华夏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真诚地希望能从与华夏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获得更大的进步。

作为西方传教士，他们当然也极容易地看到儒学的缺点和内在不足。

早期传教士普遍认为，华夏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以伦比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欧洲文化之不足。

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儒家早期道德哲学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以期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

在传教士看来，就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文明并无二致，儒家经典中的“天”

，与基督教中的“上帝”

具有同一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无始无终的，是善恶的审判者与赏罚者。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

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

然而他们在研究了到当时为止的整个华夏儒学史之后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文明与华夏儒学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早期儒学，并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异端思想。

他们认为，先儒是真儒，后儒是伪儒、俗儒或拘儒。

后儒不察正理，专于虚句，而曲论古学之真意，虽与佛老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

基于对先儒、后儒的区别，这些传教士一般主张，华夏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后儒而退于先儒，迸而再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华夏文明的新体系。

因此，这些传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学概念和宋濂等人的复古学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传教士们对汉以后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为汉以后的儒学，特别是宋明时期的道学，溺于佛教与道教的“邪说”

，以形而上的手法，将反映皇权和家统意识的“天理”

、“太极”

取代“天”

和“上帝”

，这就不仅和基督教的“创世记”

观点相矛盾，而且也与先儒的观点相冲突，势必混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

关于这一点和蒙元时期还有大明时期的文人有些不太一致了，因为他们学习的正是两宋时期发展的理学，怎么会和这些红毛绿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儒家学术发展到现在，几经变迁，已和原始儒学有较大的差异。

正如传教士所分析的那样，两宋儒学吸收了佛道两派的思想因素，试图以太极、天理取代早期儒学中天的观念；在学术风气上，愈发使本来就不讲究逻辑规则的儒学变得更加空疏。

当然，不可否认后儒具有某些自发的启蒙思想因素，现有的儒家学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读书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权威。

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前期。

就文化心态来说，中原的读书人向来以一事不知而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

这和传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等观念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态。

基督教的观念有中原昔日先贤所未及通者，正可弥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

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圣洁的仪式。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缺陷。

而其绪念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万物之理，即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

这种判断基本上代表了现在大明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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