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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张齐贤、丁谓，都是大宋名流，工作能力不俗。

契丹南下，扫掠冀鲁豫三省交界，此地有乱象，所以真宗派他俩来分段管理地方。

有一次，敌骑小股部队越过广袤的河北平原，又来到黄河以北，骚扰中原纵深，史称&ldo;民大惊&rdo;。

丁谓辖区的民众聚集在几个渡口，争抢渡河。

在一个叫杨流渡的地方，艄公们有了&ldo;邀利&rdo;，也即公开涨价或索要贿赂的行为，发国难财。

士庶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渡口，一时间，情况紧急，丁谓知道后，当即提来一个已经定了死罪的囚犯，押解到渡口，假冒艄公，被杀。

史称&ldo;舟人惧&rdo;，于是&ldo;民悉得济&rdo;，士庶全部得以渡过河去。

丁谓担心契丹继续南下，就将渡过黄河的流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手执军旗，敲击刁斗，沿河鼓噪，声闻百余里。

契丹不辨虚实，以为此地有了防备，退回去了。

丁谓，这个真宗朝的大人物，做事干练。

但死囚当斩，那是应有时日的，随意提取而杀，那就是将人视为&ldo;工具&rdo;之无道行为；动员流民百姓参与军事行为，也毕竟不合战争游戏规则，也不符合大宋立国以来的民生精神。

军人保护人民，而不是人民保护军人，是战争的基本规则。

但紧急关头，当机立断，往往又自有利国利民之处。

此际，无案例可以借鉴，无律法可以援引，无制度可以查勘，无圣贤可以请教，事到临头又事发突然且事情紧急，如何平衡，使行为符合中庸之道？权断甚难。

历史军政行为，往往就在此类节点，显出精英人物之大智慧与真操守。

是大智慧必有所为，是真操守必有所不为。

按儒学意见，每当遇到选择的困境，不妨自问：我如此行为，可是仁者行为，可是义者行为？如果自问是仁是义，就去做，至于成败荣辱，无须计较；如果自问不仁不义，就不做，至于功名利禄，不必考虑。

世事吊诡之处更在于：当此之际，权断者的&ldo;仁义之行&rdo;，其结果可能正好是反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宋襄公；而权断者的&ldo;反仁义之行&rdo;，其结果则可能正好是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周武王灭商之战，就被时贤讥讽为不孝、不仁，但周王朝的兴起，则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构起了亚洲地区的礼仪之邦，事实证明&ldo;武王灭商&rdo;与此前的&ldo;汤王灭夏&rdo;一样，都是一场充满正当性的革故鼎新，史称&ldo;汤武革命&rdo;，大义在此。

丁谓临事杀囚，是正当的吗？如果问题重新出现，这应该是具有&ldo;二难&rdo;性质的选题。

无论选择杀还是不杀，都在政治伦理方向上呈现为&ldo;背反&rdo;的性质。

所以，史上的精英人物，每遇此类选择，间不容发之际，众人彷徨之际，都会陡然升起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道义担当。

事已至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无论当世如何理解，无论现场能否成功，我只管&ldo;直道&rdo;做去，将&ldo;责任&rdo;扛在自家肩上。

无辜的只是那个&ldo;死囚&rdo;。

而&ldo;死囚&rdo;有些时刻可能未必一定就会赴死。

当其未死之前，可以有各种机会令他不死，如遭逢大赦。

孟子有言：&ldo;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

&rdo;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个&ldo;死囚&rdo;，是事实上的&ldo;澶渊之盟&rdo;的献祭牺牲。

对他个人而言，乃是一场存在的绝望灾难；对大宋而言，乃是一个生命的两难悲剧；对天下而言，乃是一曲孤独的苍凉离歌。

在那一瞬间，这个人，他的命运在另一个人手里遭遇宣判‐‐而宣判者，事实上并无宣判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