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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中认为，天下&ldo;患在不知法度&rdo;，&ldo;患在治财无道耳&rdo;。

而苏洵《上皇帝书》却说：&ldo;法不足以制天下&rdo;，同时&ldo;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rdo;，而财政拮据是&ldo;费出之无节&rdo;造成的。

苏洵上书，名震京师，而王安石&ldo;独不嘉之&rdo;。

其他作诗相诋之类事，不一而足，可见其交恶，由来已久。

到嘉祐六年，王安石与苏轼兄弟之矛盾也露出端倪，如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就有明显反驳王安石观点的一些看法。

所以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也大为不满，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ldo;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rdo;（邵博《闻见后录》）。

特别是对苏辙，因其极言治政之得失，得罪了某些权贵，把苏辙置于&ldo;下等&rdo;，任他为商州军事推官。

而王安石作为知制诰，甚至不肯撰词，结果苏辙未能赴任。

可见，在嘉祐末年，苏洵作《辨奸论》之际，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同时，苏洵写《辨奸论》也并非&ldo;一反众议&rdo;，当时对王安石称颂有加者不少，其名声确实颇盛，然而抱反感的士大夫也有一些。

如张方平就不满意王安石凡事&ldo;皆欲纷更&rdo;。

鲜于侁也曾对人说：&ldo;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

&rdo;李师中说得更清楚：&ldo;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

&rdo;（俱见《宋史》本传）这和苏洵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且还要早于《辨奸论》若干年。

蔡上翔还说：&ldo;《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

&rdo;现代学者也有认为，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立朝执政，必为天下之大患，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许多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该文传布出来呢？所以其流传情况也相当可疑。

有学者指出，从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有关此文的流传经过记载考察，《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写出后密献张方平，而不以示欧阳修，知道的人不多。

此时苏洵地位低下，王安石名声日隆，两者无法抗衡，所以是处在&ldo;秘而不宣&rdo;的状况。

二是元丰至北宋末年，张方平将它载入《墓表》，同意苏洵的预言。

此时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哲宗、徽宗都支持新法，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变法而接连被入狱、贬谪，甚至远流岭南，朝廷禁毁三苏文集，处境相当艰难，基本上没有机会张扬《辨奸论》。

三是南宋初年，当时舆论倾向多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

所以说该文的流传情况合情合理，并不&ldo;诡秘莫测&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