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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妻离子散（第2页）

暂且抛开母亲这一神圣而伟大的角色不谈，单从妻子的角度来看，袁丽在这段婚姻中的行为表现是相当草率和冷漠的。

她一直以来都在不停地数落着常明的各种不是，将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一股脑地归咎于常明身上，却对自己在婚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缺乏应有的审视目光与深刻的反思精神。

从最初那个“一开始就觉得不适合”

的模糊念头，到最终“结婚”

这一重大决定的形成，这中间其实并非只有这一种别无选择的必然单选答案。

在这整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她原本可以主动把握或者及时弥补的宝贵机会：如果在一开始就敏锐地察觉到彼此之间的不合适，她完全有能力选择过断地停止交往，从而避免后续一系列的麻烦和痛苦；即便已经开始了交往，她也可以选择更加谨慎地对待亲密关系，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轻易地发生关系；而即便在已经有了亲密行为之后，她依然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做好避孕工作，从而防止自己陷入因孩子而不得不结婚的被动尴尬局面。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上，袁丽究竟做了什么具体的行为，或者是因为疏忽而没有做什么必要的防范。

总之，最后的“因为孩子而结婚”

似乎成为了她无法逃脱的既定命运。

如果从一开始她就坚定地认定这是一个错误，那么她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让这个错误逐渐发生、发展，并持续存在，直至演变到如今这般几乎失控的糟糕局面呢？对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理应承担的责任，她却始终保持沉默，只字未提，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毫无关系。

之所以要在回答袁丽的问题之前，如此深入细致地剖析她的“表达风格”

，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很可能对自己这种下意识的表达模式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

如果她能够像站在一面明亮的镜子前一样，真切、清晰地看见一个更加真实、全面且立体的自己，那么相信在今后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选择时，凭借着这份难得的“自知之明”

，她将会极大地增加选择的清晰度与方向感。

尤其是将那些过去被她有意无意回避或者遗漏的重要信息重新纳入自己的思考视野，尝试着去修复这段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

在这里，袁丽可以先静下心来，认真地追问自己几个关键且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当初常明吸引自己的独特特质究竟有哪些？这些曾经让自己心动不已的特质，如今是否已经在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琐碎中发生了改变？在他们相处的最初阶段，自己对这段关系又有着怎样具体的期待与实际的需求呢？对于袁丽而言，尝试婚姻修复这一行为的重要意义在于，她将不再是一个被婚姻事件随意卷入其中、只能被动承受痛苦的无辜者，而是要学会转变为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的执行者。

本着对自己和孩子真正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地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勇敢地去尝试各种可能改善婚姻状况的方法。

即便最终修复婚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她也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尽力而为，从而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和后悔的余地，能够坦然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当袁丽站在离婚这个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准备离婚与实际操作离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涉及到众多复杂且关键的细节和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丽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强大而坚定的执行力，来帮助自己应对这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她需要将所有涉及离婚的事项都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虑，确保没有任何遗漏。

例如孩子抚养权的归属问题，这无疑是重中之重，关乎着孩子的未来成长和发展；夫妻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债务，这关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和责任划分；财产如何分割，需要遵循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合理分配夫妻共同财产；抚养费的给付方式，要确保能够满足孩子的生活和教育需求；以及对孩子的探视权等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都需要她认真权衡和妥善安排。

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如果她感觉自己力不从心或者对相关法律规定不太清楚，完全可以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律师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能够为她提供准确的法律建议和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维护她自己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同时，袁丽还要主动地收集与离婚相关的各种证据，这些证据可能会在后续的离婚诉讼中起到关键作用。

但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她必须要保持冷静和谨慎，注意做到不打草惊蛇，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因为到了离婚的实际操作层面，常明是否按时回家，外面是否存在其他情人等这些看似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实际上都与袁丽能否顺利离婚以及能否充分保障自己和孩子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袁丽首先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弄清楚常明争取孩子抚养权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是他真的发自内心地舍不得孩子，想要亲自照顾孩子长大吗？还是他只是将孩子抚养权作为一种手段，其真实目的是不想离婚，试图以此来要挟袁丽，让她放弃离婚的念头呢？又或者是他想要通过争夺抚养权来达到多分割财产的不良目的呢？如果袁丽所说的“常明不在家带孩子，孩子从出生就是自己和母亲辛辛苦苦在带”

这种情况是真实可靠的，那么从常理推断，基本上可以排除常明是真心舍不得孩子这一可能性。

换句话说，常明或许并不是真的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谈判的筹码。

至于常明所说的“他可以不要工作，天天守着孩子”

这样的话，从一个平日里经常不回家、对家庭事务参与较少的男人嘴里说出来，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从此变成一个尽职尽责、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全职爸爸，这其中的可信度又能有多高呢？而且，根据一般的经验和心理学原理，一个人越是说出夸张和过分的话，往往就越是暴露出其内心的不自信和计划的不周全，也就越是存在诸多漏洞，更加可疑。

经过这样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袁丽应该清醒地明白，在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激烈竞争中，单纯地依靠讲道理或者谈感情都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她需要制定出一套理性、科学且行之有效的战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争取自己和孩子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