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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章（第2页）

这些人真正是里通外国，在政治上、思想上配合得极其默契。

弗里德曼同赵紫阳的谈话，在政治上、思想上那么心心相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几年也不讲修正主义了。

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在内部来讲，搞错了。

对赫鲁晓夫，现在，苏联当局几乎全面肯定他。

恐怕需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

我们当时反对他，许多共产党也反对他，说他是修正主义。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究竟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他们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表现是什么形式，都需要研究。

在我们国内，问题更突出，甚至连阶级斗争的学说，有人都认为是过时的。

于光远讲，&ldo;古典马克思主义&rdo;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ldo;建设的马克思主义&rdo;，实质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今天过时了。

去年还出现了一种所谓马克思主义主题转换论，也是宣传类似的错误论调。

政治上的多元化，以经济上的多元化为基础。

其根据是，既然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就不是一元的。

这种经济上的多元化，就导致政治上的多元化。

有经济的多元化，也有利益的多元化。

然后，就有&ldo;不同利益集团&rdo;一类用语，代替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用语，取消阶级分析方法。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既然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有代表这个集团的理论，就形成这个集团的政治要求，因此，不能不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

温元凯说过，他要成立一个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联合会，自荐会长，充当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有人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

这是再次得到证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新闻界、理论界不少人大声疾呼，中国要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应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拥有特殊的利益，等等。

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讲企业家。

他们所讲的，就是要使我们的企业家包括全民所有制里面的企业家，成为一个集团，作为一个阶层，高于正人之上，还要求政治上和法律上保护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

有人认为，有了一批私营企业家，还要在公有制企业里培养一批企业家。

这些人不是同企业和工人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不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分工，而是从工人中分化出一批人，成为一个压在工人阶级头上的阶层。

从1979年开始，鲍彤、吴明瑜这些人就无限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先进的部分。

讲了几年，没有多少市场，连耀邦同志都不同意。

那时曾让他们搞一个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他们把这个观点加进去，耀邦没有通过。

这几年，又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时代的精英，是历来领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搞什么&ot;精英民主&rdo;、&ot;精英政治&ot;等活动。

实际上，所谓精英，只是他们那些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

他们想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

这次在天安门动乱暴乱中，他们是起作用最大最明显最恶劣的一部分人。

他们要夺权，搞了一场未遂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