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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但总要有个人来管理论啊，我向他推荐了王惠德当副部长。

结果王惠德到了宣传部搞出了那么个东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的理论，后来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个《理论研究参考资料》。

实际上，宣传部的理论局和王惠德等几个人搞在一起，成为&ldo;四三&rdo;&ldo;左右&rdo;之争中的主要对立面。

这恐怕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让宣传部思想这么混乱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体一下子又好不起来，总得有人去主持经常工作。

可能出于这样一个考虑，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发表了上述那篇讲话后，4月就接到了让我去宣传部的通知。

我当时调了郁文来当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是建国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档（当时分局的宣传部长是我，郁文是副部长），原有的副部长都没变，有个廖井丹后来和我合作得很好，还有贺敬之、王惠德，以后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归宣传部管，又增加了个曾德林。

顾问还是周扬。

除了王惠德以外，我们正副部长之间合作得很好。

我上任后，还是老办法，找宣传部的各个单位听汇报、了解情况，都轮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两天。

八九个单位用了一个多星期。

在这个基础上，4月13口召开了一个部务会议的扩大会议，我讲了一篇话，重点是讲中宣部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这篇讲话是有针对性的、旗帜鲜明的。

我首先讲：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们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任务就是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无论发文件、讲话、写文章，以及开展有关的业务活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

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你能够这样做，才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

这篇东西虽然讲的是纪律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政治问题。

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没有做决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或者制定方针、政策之前，都可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反复讲，可以争、可以吵；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

如仍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发言或写文章，必须执行部里的和中央的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互相监督，首先大家要监督部长――邓力群，是否遵守了决定。

同时还讲到，顾问也要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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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约有二、三千字，现在看来，还是有声有色的、很有分寸的。

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使反对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关于&ot;政治纪律、组织纪律&ot;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在整个部的范围里讨论，要大家提修改、补充意见，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各个单位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补充修改并通过，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务工作计划和安排，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