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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3页）

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

第一次在团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我们之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算是&ldo;面试&rdo;。

第二次在复旦大学。

我一入学就住进了复旦医务室的临时肝炎病房。

我站在二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入学的资格。

陈老师没那么做。

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终于成了复旦大学的&ldo;工农兵学员&rdo;‐‐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干事、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

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

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

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过那几步路的恩人。

我感激当年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全体老师。

七四年至七七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三年。

我在这样的三年里读大学，自然会觉压抑。

但于今回想，创作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是爱护我的。

翁世荣老师、秦耕老师、袁越老师又简直可以说对我有点庇护。

教导员徐天德老师在具体一两件事上对我曾有误解。

但误解一经澄清，他对我仍一如既往地友爱诚恳。

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感激我的大学同学杜静安、刘金鸣、周进祥。

因为思想上的压抑，因为在某些事上受了点儿冤屈，我竟产生过收拾行李一走了之的念头。

他们当年都曾那么善意又那么耐心地劝慰过我。

所谓&ldo;良言令人三月暖&rdo;。

他们对我的友爱，当年确实使我备感温暖。

我和小周，又同时是入党的培养对象。

而且，据说二取一。

这样的两个人，往往容易离心离德，终成对头。

但幸亏他是那么明事明理的人，从未视我为妨碍他重要利益的人。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相约在校园外散步，走了很久，谈了很多。

从父母谈到兄弟姐妹谈到我们自己。

最后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

我们都要珍惜这缘分。

至于其他，那非我们自己探臂以求的，我们才不在乎！

从那以后到毕业，我们对入党之事超之度外，彼此真诚，友情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