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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亚马逊的蝴蝶（第2页）

这里说的“正途”

，指科举考试，是最重要最正式的任官途径。

而清代“捐例”

的开启，也并不比其开科取士晚多少。

早在入关不久的顺治六年（1649），户部就以“师旅繁兴，岁入不给，议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援纳”

。

但此并非常例，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官职捐纳，目的性较强，只是在有特殊需要，如逢战事、赈灾等时，才“开捐”

官职以充国库。

清代卖官的规模惊人心目，捐纳名目繁多：赈捐、军火捐、海防捐、工捐、米捐、茶捐等。

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仅山西一省，捐县丞的有1万2千人。

乾隆时，还出现过白米20石可捐一个县丞的记载，可想而知，卖官达到了什么程度。

清早期，科举进士出身的“正途”

官员，是不与纳捐的“异途”

官员一起排班站立的。

但到了后期，买官的人太多了，衙门充斥了捐纳官吏，倒是“客大欺主”

，“正途”

官员不与捐纳官员挤着站的话，就没地方站了。

对于玩家会而言买个高官自然可行，叮那些人买完官之后才发现坑：清朝盛行新官候补，称之为“需次”

。

郑板桥等名人都被需次过，王朝璩（qú）还写了一本《需次燕语》的书。

清末县官李超琼在《日记》中说，他考中进士后到苏州，和他一起需次的达48人之多！

一位叫唐崧甫的海南籍候补县令已经候补了20多年；另一位叫刘黎阁的福建候补县令，候补了26年，甚至连临时差事也没捞到过一次！

与李超琼同龄的候补知县查普荫，候补了几年，贫病客死他乡了；他的同乡王竹更可怜，需次了20年，穷得脸无肉像，好容易在病中得了个荆溪县令，却在得到消息的4天后死了。

清初实行这种候补制度，人数尚可控制。

清中期以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考试，还是用钱捐官，都需要追加投资才得到实缺。

加之督抚等有力者的“保举”

之类，实际上候补早已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