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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据《帝王世纪》云：&ldo;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

&rdo;《通鉴外纪》亦云：&ldo;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

&rdo;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1。

《古本竹书纪年》又云：&ldo;相居斟灌，&rdo;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

《左传&iddot;哀公元年》又有记相在斟灌为有过氏浇所杀，还殃及遗腹子少康，导致少康后来不得不依附有虞氏，立邑于纶。

显然，这前后的远徙山东，起自太康失国，夏王相被有穷氏羿部族追逐，一徙再徙，不得不远迁山东开辟新地，以另谋生物圈。

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设法回到豫西故地。

因此，从总体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ldo;有夏之居&rdo;，为夏人发祥地。

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延续约400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摆移有关。

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相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ldo;震动万民&rdo;2的举都皆动的迁都，有所不同。

史传&ldo;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rdo;3，造成东夷有穷氏羿&ldo;因夏民以代夏政&rdo;4，而原夏统治集团所都被迫一徒再徙。

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据点的游移，平民阶层未必得紧踵其后弃离故居，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因国都的摆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

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相续现象，正有这方面的因素。

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出于内外交困或势力消长的原因外，多数恐怕本之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政治考虑。

《左传&iddot;宣公三年》云：&ldo;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rdo;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新近探出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遗迹5。

凡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获得，是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张光直先生即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1。

另外，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邦的一项政治措施。

《墨子&iddot;明鬼下》称有夏未有祸之时，&ldo;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rdo;《夏训》有所谓&ldo;民惟邦本，本固邦宁&rdo;，&ldo;万姓仇予，予将畴依。

&rdo;2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

《夏书》云：&ldo;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rdo;3如夏王少康，从东方纶邑还归&ldo;有夏之居&rdo;，&ldo;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rdo;，即是通过&ldo;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rdo;4，终于再度中兴。

能否取得夏土之众的拥持，直接关及夏政权的盛衰，若从生态环境的择取言，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随意轻弃故居地，另辟&ldo;生物圈&rdo;，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ldo;收夏众&rdo;，&ldo;固邦土&rdo;，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地理原因的。

二商代的国土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