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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经过此两次事件，朝野均有&ot;民可制夷&ot;之感。

广州进城问题发生后，确证民心可恃。

南京条约准英人寄居五处港口贸易，英人指港口为城市，要求进城。

上海、宁波俱无困难，福州、厦门亦仅小有纠纷。

广州情形不同，绅民坚拒，主要为感情作用，特别是在民夷冲突之后。

耆英时代，并无绝对不允之意，然迫于舆论，不得不设词对英搪塞。

英人以为进城与否，虽不关实际利害，但为条约权利。

不准进城即是违约，此风决不可长。

为了颜面，亦非进城不可，中国如不拒绝，不必定要进城，今既不允，则必须坚持，实亦近意气用事。

一八四三年，璞鼎查屡请入城与耆英相见，升平社学声势汹汹。

经耆英婉词解释，璞鼎查允暂搁置。

翌年，德庇时重行提出，亦未如愿。

粤人每遇英人思进城门，或擅入城内，辄聚众鼓噪，甚至殴辱。

一八四五年，德庇时与耆英会商交还舟山问题，复谈及进城之事，耆英恐英人借口久据舟山不还，答应考虑，即告示百姓，不可再拒。

粤人标贴字帖，斥官府怯懦，如英人进城，必置诸死地。

跟着发生暴动，捣毁广州知府衙门。

耆英大为恐惶，将知府撤职，重行出示，杜绝英人进城。

这是民间对外问题的初次示威，并占了上风。

英政府不欲操之过急，致碍商务，拟俟情况妥协，再行办理。

耆英原主以诚信对外，不授英人以滋事口实，殊不以粤人的举动为然，中央的穆彰阿是他的支持者。

言官则常予责难，盛称粤民为英人所惮，不可&ot;强民从夷&ot;，道光亦谓必须固结民心。

耆英虽一样认为不可&ot;屈民就夷&ot;，须抚柔善导，不过这是不易做到的事。

一八四六年，民夷冲突的事件最多，其咎不全在粤民。

某次英人无故拘打小贩，开枪伤人，英外相撤销英领事对凶犯的处罪，而于英水手被殴之事，则要求惩凶，否则直接行动。

一八四七年，英人在佛山遭辱，德庇时不待查究，率舰突袭省河，占领炮台，直抵广州，声言将攻击佛山。

耆英亲至夷馆恳商，许两年后英人自由出入省城，划定河南租界，惩办凶手，粤民愈为愤恨。

同年，又有六英人在广州附近的黄竹岐被殴致死，粤民亦有三名毙命，德庇时复率军舰来省，耆英立将凶首四名处斩，方获无事。

清廷的对外政策，大抵为羁縻夷人，固结民心，而事实证明羁縻并未生效，民心则确属可用。

耆英初颇想做到&ot;民夷各得其平&ot;，但在民夷夹攻之中，实感进退维谷。

进城事，尤使他棘手，两年期届，众情是否允洽，毫无把握，曾表示辞意。

黄竹岐案结，再度奏陈难当重任。

德庇时的突袭，已令道光愤懑莫名，对于黄竹岐事件，更认为英人的要求&ot;荒谬已极，自无允准之理&ot;，而耆英竟将人犯正法，显系违背了道光的意旨。

一八四八年二月，召耆英入京，命徐广缙代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叶名琛接任广东巡抚。

此一人事调动，为清廷对外态度转变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