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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第2页）

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ldo;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

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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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

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

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作者：谢泳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

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

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

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

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

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

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

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

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ldo;孤明先发&rdo;，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

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

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

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

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

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

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