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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促使天文历法发展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由于周室衰弱，专掌天象观测、记录和解释的祝宗卜史流落民间。

《史记。

历法》曾指出：&ldo;幽厉之后，周世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rdo;天文人才的流动为天文历法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晋书。

天文志》对春秋战国之际天文各家并立，观测研究繁荣的状况有过记载，鲁有梓慎（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570‐540年），晋有卜偃（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675‐650年），郑有裨（约和孔丘同时），宋有子韦（曾于公元前480年答宋景公问），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后四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他们&ldo;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rdo;。

二是春秋战国之际战争纷迭，政局动荡。

人们需要对这种朝不保夕，变化无常的社会状况寻求解释，满足社会心理的普遍需要，从天象变化中寻求启示，用以预测和解释社会变化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天文观测和研究就必然倍受重视。

正如《史记。

天官书》所说：&ldo;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之忧患，其察祥侯星气尤急!……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rdo;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对天时变化周期的精确性有较严格的要求，以利于小农掌握农时节气。

对周期性天象显现观测的客观性及其研究，就会促使对天的认识由神秘性向客观性方向转变。

天的本质，宇宙的无限，天地关系，万物起源等等问题也随之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课题。

这种状况对社会思想从西周官学天命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用天文历法的新知识构筑新的宇宙图景，树立新的自然观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自然观的变革对古代社会来说，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既然天是可以客观观测研究的对象，没有任何神秘性，那么天命思想的禁锢作用就都会失去意义。

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来说，水是另一个决定农业生产成败的主要因素，尤其对小农来说，更是如此。

水利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筑堤防泛和引水灌溉。

春秋战国之际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有楚国令尹孙叔敖领导修筑的，位于安徽寿县安丰城南的芍陂。

据《水经注。

肥水注》记载：&ldo;陂有五门，吐纳川流&rdo;，即利用闸埧来调节水位、水量。

魏国邺令西门豹领导开凿的漳水十二渠，据《水经注。

浊漳水注》记载，&ldo;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rdo;，使得经常泛滥的漳水得以畅通，既可以引水灌田。

又可冲洗盐碱地。

《吕氏春秋。

乐成》篇记载了当时的民歌。

&ldo;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扩卤，生之稻梁。

&rdo;设置水门可有效地控制水量，既可防涝又可根据农需及时灌溉农田。

公元前486年吴国出于军事目的，开凿邗沟，从邗地（今江苏扬州西北）挖运河到末口（今江苏淮安县北五里），沟通了长江和淮河。

公元前482年吴国又从淮河继续开凿运河到宋鲁两国，沟通了济水和泗水，这样便联结了长江和黄河的水系。

这些运河对农业灌溉有很大的作用，堤防工程的兴建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相当普遍，这是和洪水作斗争的基本手段，并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堤防的规模不断扩大，工程质量也不断提高。

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业生产防涝灌溉的需要。

兴修水利的实践，使人们对水的自然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一些宗教迷信思想便受到冲击，西门豹破除女巫的&ldo;河伯娶妇&rdo;的迷信骗局就是典型的一例。

水利工程中必然碰到的水流和渠道的关系，测量、施工等具体技术问题都为理论认识提供了资料和要求。

《考工记。

匠人》和《管子。

度地》两篇关于水利技术的理论总结，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对水利问题的理论认识。

《考工记。